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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1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的CMF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2026年1月）（总第82期）于线上举行。
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杨瑞龙主持，聚焦“稳中求进、寻找新均衡的中国经济”，来自学界、企业界的知名经济学家及行业专家毛振华、闪辉、李湛、程实、明明、袁海霞联合解析。
论坛第一单元，中诚信国际研究院院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主要成员袁海霞代表论坛发布CMF中国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报告。
报告围绕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一、2025年回顾：承压与重构下的平稳收官
二、问题与挑战：寻求新均衡进程中的六重约束
三、2026年展望：稳中有进、在承压蓄力中开新局
四、实现2026年经济发展目标的政策建议
2025年，在多重结构性、周期性与趋势性问题交织，以及特朗普第二任期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复杂性显著上升的严峻挑战下，我国经济仍实现了5%左右的增长目标（已连续三年增速在5%及以上），经济总量历史性突破140万亿元，实现这一成绩来之不易，这背后不仅体现出中国经济应对外部冲击的强大韧性，也印证了过去一年宏观政策在应对内外环境变化时所具备的前瞻性与有效性。在“十五五”即将开局的2026年，面对依然复杂的内外形势，探究宏观政策应如何积极发力，以稳住经济下行压力、释放经济增长潜力尤为重要。
一、2025年回顾：承压与重构下的平稳收官
2025年作为“十四五”收官之年，在下半年经济压力逐渐增大的背景下，全年经济呈现“前高后低”的运行特征，守住了5%的增速目标。从增长贡献看，2025年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过半（52%），较去年末显著提升7.5个百分点，体现出今年提振消费、扩大内需作为今年首要工作内容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但与过去历史水平，尤其是疫情前60%左右的均值水平相比仍有提升空间。此外，外需仍然强劲，净出口对GDP的贡献已连续两年超过30%，但投资走弱的背景下资本形成贡献较去年下降近10个百分点，处于近20年的低位水平。从全年经济运行的特点来看，各经济部门表现大致呈现以下五点特征：
其一，名义增速与实际增速背离，宏微观感受温差已持续三年。虽然以实际GDP衡量的经济增长达到5%，但今年名义GDP增速仅为4.0%，为2000年以来（除2020特殊时期）最低水平，GDP平减指数累计同比已连续11个季度为负。从收入这一直接影响居民体感的指标来看，2025年全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下滑斜率明显放缓，但与2023年6月增速高点仍有1.2个百分点的缺口；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这一更能体现居民整体消费水平的指标较去年下滑0.7个百分点至4.4%，创2022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居民尤其是处于中低收入水平的居民消费能力仍受制约。从盈利能力这一直接影响企业体感的指标看，今年工业企业利润增速波动回升，但仍在0%徘徊，“增收不增利”的现象仍然存在。
其二，全年延续“供强需弱”的格局，生产端“新旧分化”特征显著。2023年以来我国经济结构性失衡的问题持续存在，2025年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9%，为近四年新高，结构上看“新旧分化特征”明显，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生产维持10%左右的高增长，明显高于采矿、轻工制造业等传统行业。但需求端修复较慢，7月以来需求端回落更加显著。其中，外需仍然是三大需求中相对具有韧性的一项。即便在中美博弈的扰动下出口增速波动较大，但全年出口累计增速维持在5.5%左右的水平，超出年初市场的一致预期，“抢出口”已从过去的短期现象演变成一种常态化的经济现象，这也充分地体现出我国作为制造业大国的产业链韧性和出口优势。从贸易结构来看，2018年以来我国对新兴市场的出口持续偏强，逐渐成为我国出口的主要支撑。消费方面，在政策退坡、效果趋弱和高基数的多重影响下，商品补贴对消费的刺激弹性逐渐下降，下半年社零增速逐月回落，全年同比增长3.7%，仅较去年全年温和修复0.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虽然保持5%以上的增长，但仍然没有恢复至疫情前的常态增长趋势。从各能级城市社零表现看，除北京外核心一线城市的消费均有回暖，但社零增速整体仍落后于三四线城市，消费降级的特征仍然存在。投资方面，全年固定资产投资下滑3.8%，为2020年特殊时期外首次转负，除房地产持续调整外，今年在政府债券使用偏慢、效率偏低、化债等因素的影响下基建投资跌幅创历史新高，基建在过去稳增长时期的托底作用没有充分显现。但从资本形成的角度看，2025年资本形成对GDP的拉动仍高于2022年，且仅较年中高点温和下降0.5个百分点，考虑到其不计入土地购置费的同时纳入无形资产投资的统计，其投资对经济产出的影响相对可控，但投资下行压力仍不容忽视。
其三，价格边际企稳但整体仍低迷，顺利渡过“缓冲期”仍受供强需弱等因素制约。伴随“反内卷”政策效应显现,四季度以来PPI环比首次连续转正，CPI同比也连续三月正增长，我国物价水平出现边际回暖的迹象，但整体仍处于低位运行。从资产价格的表现来看，虽然房地产、股票价格的快速下行的趋势得到缓解，A股也迎来一轮较强的牛市行情，但在居民财产中占比更大的房地产价格仍处于下行通道。
其四，就业尤其是青年就业承压仍较大，城市就业机会减少加剧“返乡潮”，外出劳动力流动范围缩窄。当前就业市场呈现“总量压力与结构失衡共存”的特征，青年就业尤为承压，主要原因包括劳动力市场供需失衡、产业转型阵痛劳动力技能错位等。近年来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城乡二元结构出现进一步固化的迹象，农民工在城市的基本保障体系存在短板，且一旦遭遇失业冲击，只能被迫返乡。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4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跨省外出农民工比例已从10年前的46.8%，降至2024年的38.3%，十年间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
其五，由政府债支撑的社融回升与信贷走弱背离，实体融资需求仍较弱。2024年9月推出“一揽子增量政策”以来，社融增速总体呈现趋势性上行，2025年社融存量增速为8.3%，但剔除政府债融资后的社融存量增速持续处于6%的低位水平。与此同时，更能代表经济内生动能的信贷增速仍没有摆脱自2023年二季度开启的下行趋势，截止2025年底，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为6.4%，较2024年底下降1.2个百分点，实体融资需求较弱。今年M1与M2剪刀差收窄主要受去年停止手工补息的低基数影响，资金活化程度仍有待改善。
回顾2025年，从年初DeepSeek引领的技术变革，到全球关税博弈的持续升级，再到“反内卷”治理的实质性落地等，中国经济在宏观叙事、贸易结构及增长动力等方面出现了许多边际变化，这些变化逐渐成为影响今年乃至十五五时期的长期因素。其一体现在科技创新驱动下的宏观叙事重构。中国在科技创新上的进步改变了我国过去围绕房地产周期调整、资产负债表衰退阐述经济增长的逻辑，科技创新正逐步作为经济增长核心引擎承担起“走出周期底部”的希望，中国资产迎来重估的同时，也间接推动了微观主体资产负债表的边际修复；其二体现在新旧动能转型提速。“十五五”规划建议稿首次房地产将归入“保障和改善民生”板块，与就业、教育、社保等民生核心领域并列，更加重视房地产的民生属性；而新动能持续蓄势，对经济增长贡献走强的同时，今年“反内卷”治理的实质性落地也标志着新兴产业发展模式从低效竞争向创新竞合转型；其三体现在新兴市场工业化进程中的出口韧性重构。今年在通过东南亚、拉美等国转口贸易的路径遭遇封堵的背景下，我国对东盟、非洲、拉美、中东亚洲国家的出口份额较去年仍在持续抬升。细拆我国对新兴国家的出口，体量较大、增速较快的商品主要是高附加值的资本品和中间品。其中，船舶、车辆及零部件、肥料、机械器具和电气设备的出口增速均在20%以上，这意味着我国对新兴市场工业化的嵌入程度进一步加深，新兴国家工业化或成为我国出口的主要承托。
二、问题与挑战：寻求新均衡进程中的六重约束
经济向新发展阶段转变的过程中，仍然面临着全球经济环境变化以及过去传统路径依赖所形成的老问题。
第一，全球经济增长中枢下降，大国博弈和非美贸易摩擦仍对出口带来扰动，长期维度看，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地缘冲突对我国产业和经济的影响更加深刻。从全球经济增长的长期发展趋势看，2020年以来乃至“十五五”时期，全球经济增长中枢总体呈现下降趋势。近期IMF更新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为3.3%，较去年10月预测值上调0.2个百分点，对2027年经济增速预测为3.2%，在全球产业重构加剧、地缘政治冲突愈加频繁的背景下，全球经济增长仍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或仍对我国出口造成扰动。聚焦中美博弈进程，历史经验表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规模达到第一大经济体的某一水平时双方的竞争将趋向激烈（日美、中美贸易战爆发时，日本、中国的GDP均约为美国的2/3），按照未来中国名义GDP增速4.5%、美国名义GDP增速2%进行粗略计算，至2043年中国GDP规模将超过美国，这意味着从现在到本世纪中叶，中美博弈将是常态。目前中美在科技、军事、政治等领域的竞争只增不减，对我国的影响远超双边贸易范畴，近期泰国、墨西哥、印度纷纷宣布2026年的关税措施，我国经济面临的外部风险仍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在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的背景下，需高度关注我国产业链安全，警惕“产业空心化”。
第二，有效需求不足仍是“十五五”时期制约内循环的核心堵点。国际经验表明，可持续的内需驱动，特别是消费驱动，是经济体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2024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GNI）为1.37万美元，根据世界银行基于2024年各国GNI数据的最新标准，我国已处于中等收入偏上型经济体，离高收入经济体1.48万美元的门槛越来越近，“十五五”或处于我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但我国居民消费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2024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为39.9%，而主要发达经济体普遍在50%以上；从消费结构来看，近年来我国消费升级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但产品与服务供需错配的现象凸显，高品质和“一老一小”消费供给相对不足，也成为当下制约居民消费修复的重要原因。
第三，当前微观主体的行为未走出“后疫情”范式。从居民行为来看，近年来，在收入和就业预期偏弱、谨慎性动机增强等影响下，居民预防性储蓄趋于常态化。疫情以来居民每年新增储蓄仍然较大，2023年、2024年和2025年居民新增储蓄分别为16.7、14.3、14.6万亿，过去我们认为这是超额储蓄，但实质上其实是预防性储蓄，由于预防性储蓄受制于预期和信心的修复，其相对于超额储蓄更难以转化。从企业行为来看，近年来企业行为函数从过去的利润最大化转向风险最小化，企业投资意愿偏低的情况仍未明显好转。2025年以中长期贷款为主的自发融资延续偏弱运行，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已经下滑至50%以下的历史低位。这一方面源于近年来资产回报率持续下行、有效益的投资减少，企业缺少优质项目；另一方面也源于企业盈利下滑，同时拖欠问题进一步挤占企业现金流。
第四，政府债务规模持续增加，付息压力不断上升，更多体现为流动性风险和结构性风险。在全球经济复苏面临多重挑战的背景下，债务问题已成为当下各国亟需解决的共同议题。2024年底公共债务规模占全球GDP的92%左右，已达近30年来峰值（除2020年），新兴国家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增幅显著大于发达国家。在全球债务浪潮下，伴随我国财政的积极发力和地方化债的深入推进，我国政府债务规模持续增加，2025年我国债务规模增长到103.7万亿的高位水平，虽然地方债务风险阶段性缓释，但结构性和区域性问题较为突出，尤其是政府债务付息支出规模不断上升，结构性付息压力持续加大，2025年考虑地方政府债券、城投有息债务后的地方债务付息占广义财政收入比重或达28.9%，高于2024年1.9个百分点，广西、四川、重庆三省付息占税收比重超100%。此外，在一揽子化债深入推进下，我国地方债务的尾部风险得到阶段性缓释，但据统计，2013年以来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规模增长近四倍，其总资产收益率ROA要明显低于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平均水平，城投经营性债务、政府拖欠款、债务效率等问题仍然需要重点关注。
第五，新旧动能转换伴随经济下行压力与财政、就业缺口，新动能持续蓄势但暂难完全补位。从国际经验看，房地产仍是全球各国经济的重要支柱。根据OECD和各国官方数据，美国房地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常年稳定在12%以上，2024年达12.6%；2020年日本为12.1%，英国甚至高达13.1%，这些发达国家即便经历多次危机，房地产的支柱地位从未动摇。当前我国房地产占居民财富的60%，相关税收以及土地出让收入贡献占地方财政三本预算近40%，行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10%-15%之间，同时也贡献了大量的就业，其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仍不容忽视。相较而言，近年来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和服务业产出持续抬升，2023年高技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合计产出贡献虽提升至19.5%，但距离真正“挑大梁”仍有提升空间。从更深层的社会经济贡献看，由于高技术产业往往处于成长期，且享受一定税收优惠，本质上属于财政收入的“慢钱”，且为资本与技术密集型，高技术产业的税收和就业贡献暂难完全补位房地产的贡献。与此同时，我国新动能的发展仍然偏慢研发支出占比较低、基础研究相对薄弱的问题，关键环节受制于人的现象仍然存在。
第六，未富先老压力下，民生和社会保障短板日益突出。根据最新数据，2023年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抚养比为20.7%，意味着每名老年人需要约5名劳动人口来进行抚养，而我国人均GDP要明显低于处于同等抚养比的国家，如韩国（25.9%）、爱尔兰（23.7%）、智利（19.8%），倘若人口仍处于较低自然增长率继续下滑，可以预期未来我国社会面临的养老保障经济压力会持续扩大，对养老金体系、医疗资源、养老服务提出更严峻、更迫切的挑战。当前我国民生和社会保障的短板仍然存在，比如在城乡二元结构下，仍有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群体难以市民化，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接近70%，但核心一线城市的非户籍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教育、住房待遇上仍然相对落后，以户籍人口衡量的城镇化率仅有48.3%。
三、2026年展望：稳中有进、在承压蓄力中开新局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在经历了2025年深度重构后，寻求“新均衡”的关键节点。短期来看，我国修复仍面临较大压力，消费品以旧换新、设备更新改造等需求逐渐饱和，“反内卷”治理对投资的掣肘延续，有效需求不足的核心症结仍存。但从中长期来看，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仍有较大需求空间，新市民释放的住房、教育、医疗、就业等其他公共服务的需求，仍能作为2026年以及“十五五”时期完成增长目标的核心支撑。中性情形下，预计全年GDP增速在4.8%左右，一二三四季度分别为4.6%、4.8%、4.9%、4.9%。具体来看：
生产仍然偏强，供强需弱的格局或将延续。考虑到2026年重大项目及早落地带动生产、新兴市场对资本品的出口需求支撑，预计明年工业生产仍将维持韧性，2026年工业增加值增长5.5%左右。同时，11月国常会细化有关“增强供需适配性”部署，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再次强调“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明年服务消费的供给或是政策支持重点，预计2025年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5.6%，第三产业增加值或在5.4%左右。
美国对华贸易“战术性”缓和，出口虽然有基数压力，但仍存在多重韧性支撑。2026年为美国中期选举年，特朗普的精力将向国内问题集中，中美贸易摩擦存在“战术性”缓和的空间。明年我国出口虽然有基数压力，但对美出口或边际改善，与此同时，考虑到部分新兴市场国家正处于快速工业化阶段，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非洲等新兴国家中间品出口仍有较大空间，预计明年出口增速仍维持4.5%的增长。
投资大概率止跌回稳，基建与新兴产业投资是主要拉动项，房地产或仍是主要拖累。近期发改委下达2026年提前批“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和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2950亿元，开局之年或将加快各类资金拨付和使用节奏，重大项目或将及早落地形成支撑，预计明年投资增速将温和回升至2%，狭义基建增速回升至8%，继续发挥逆周期调节的托底作用。此外，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要求下，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覆盖领域也逐渐向新兴产业倾斜，叠加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将进一步撬动科技创新投资，在反内卷治理对制造业投资仍有压制的前提下，结构上高技术产业投资仍具备韧性，制造业投资预计总体仍能实现4%的增长。对房地产而言，年底全国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会议强调“城市政府要用足用好房地产调控自主权”，预计需求端政策更多仍是地方层面的调整。当前房地产市场仍处于去库阶段，2026年在严控新增要求下地产投资仍有下滑压力，由于2025年房地产投资基数较低，明年地产投资存在边际改善的空间，预计降幅进一步收窄至10%。
消费或维持弱修复，预计全年社零或与去年基本持平，结构上国补商品消费受动能减弱和基数的双重约束，服务消费或是明年增长的亮点。从商品消费看，2026年新一轮国补第一批资金规模较去年有所缩量，对传统家电、汽车品类的存量支持力度“做减法”，且更侧重和产业引导以及供需适配、公共服务补短板等结构调整功能，考虑到政策效应边际递减，今年以旧换新对商品消费的拉动或不及去年，而居民内生消费的回暖仍然取决于收入预期的实质性改善，虽然中央经济工作会提出今年要“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但推动居民收入和信心回升是一项中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更多的耐心。结构上服务消费或是明年消费的亮点，当前我国消费结构正处于向服务消费主导转型的关键时期，在“十五五”规划提升“消费率”、带薪错峰休假、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等政策方向的指引下，明年可能会有提振服务消费具体部署落地。
反内卷的治理效果将持续显现，PPI和CPI或实现温和修复。明年“反内卷”治理的影响或将持续显现，尤其是新兴产业“反内卷”进展加快，对于核心领域的价格仍有支撑，但反内卷不可避免对投资端形成压制，长周期角度看，制造业投资下行未必是坏事，投资下行意味着供给出清，是企业库存去化、化解产能过剩的必经之路。结合大宗商品以及反内卷相关行业价格走势，我们预计明年上半年PPI仍将保持较在-1.8%左右的水平，下半年随着翘尾因素的减弱，PPI将会进一步回升至-1%-0.5%左右的水平，CPI大约实现0.5%左右的增长。
四、实现2026年经济发展目标的政策建议
结合中央经济工作会对宏观政策的定调，“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2026年我国宏观政策仍要保持定力，财政和货币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有效引导市场预期。
其一，财政政策方面，考虑到在需求不足的经济背景下，财政政策的效果大于货币政策，且起效较快，有必要发挥承托作用，且“十五五”开局之年重大项目落地所需的资金需求更大，2026年需进一步加大财政力度。建议2026年赤字率保持在4%以上水平，广义财政支出规模或达15万亿左右，较去年增加超1万亿。具体来看，促内需依然是明年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特别国债规模可与去年持平、继续发行1.8万亿，加力支持“两重”“两新”工作；此外，新增专项债额度可小幅上升0.7万亿至5.1万亿，弥补去年减少的用于基建项目的额度，并继续支持化债、“清欠”等，满足用途进一步拓宽的需求，若再考虑用于置换存量隐性债务的2万亿置换额度，2026年新增政府债务总规模可上升至14.8-15.5万亿，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作用。财政支出结构上，要以“十五五”规划新阶段为契机，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支出效率，伴随投资结构由“投资于物”为主转向“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并重，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也要逐渐从建设型财政向民生型财政转型。一方面政府投资需保持必要的支出强度与节奏，要压缩“政策出台-资金下达-项目开工”时滞，发挥政府投资“压舱石”作用；另一方面，建议创新资金运用方式，用好政府投资基金、引导基金和产业投资基金，加强财政货币协同的同时，撬动民间与社会资本。
货币政策方面，延续适度宽松，维持低利率环境，做好流动性管理。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把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整体延续宽松的政策基调。截止目前，央行对中央经济工作会的部署已陆续落实，包括下调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利率0.25个百分点，优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额度和使用范围，引导金融机构加力支持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2026年仍有进一步降准降息的必要，一是考虑到价格制约下，以金融机构贷权平均利率-GDP平减指数衡量的实际利率4.2%仍然偏高；二是从上市公司盈利角度看，目前上市公司的资产回报率（2.1%）仍然无法覆盖其面临的实际利率，可能对企业的投资意愿形成制约；三是维持低利率的宏观环境也有利于我国债务可持续性发展。建议2026年年内安排1次降息、1-2次降准，同时灵活开展如国债买卖、买断式逆回购、质押式逆回购、MLF等维持流动性充裕。专项再贷款等结构性工具需进一步扩围加力，继续加大对消费、科技、绿色、养老等重点领域支持力度，与财政政策形成合力，符合货币财政协同配合的要求。
其二，要全方位扩大内需，“真金白银”增强居民和企业的获得感。提振消费在扩大内需中应占据主要地位，简而言之，就是需要让居民“有钱花”、“敢花”、“愿意花”。让居民“有钱花”，首要在于持续发展经济。通过“做大蛋糕”创造更多财富与就业。同时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提高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与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并通过个税优化等政策释放消费潜力。让居民“敢花”，重点在于解决居民的后顾之忧。建议完善社保体系，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推进医保、失业、工伤保险省级统筹，缩小待遇差距。此外，应扩大服务业开放，健全消费纠纷 【下载黑猫投诉客户端】解决机制，推动行业标准化，增强消费信心。让居民“愿意花”，需要从增加居民闲暇时间入手。当前中国城镇工作时长偏高，而发达国家普遍较低，考虑推动职工法定休假应休尽休，搭配推行中小学春假制度，通过释放闲暇时间来发挥假日经济对消费的拉动作用。此外，当前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总体上已经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要推动从“有供给”向“优供给”转型，满足多样化需求的同时发挥供给创造需求的作用。中长期通过推动以人为本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释放“新市民”需求。
其三，房地产的发展要平衡好地方发展、土地供给与房地产市场的关系，同时从供需两端入手，解决供需结构错配问题。从短期供求关系看，一线和新一线城市有望完成“止跌回稳”目标，但大部分城市仍将面临房价下跌压力，复苏分化是一个新常态，建议后续政策从房地产供需两端协同入手。在需求端，顺应当前家庭小型化、多样化趋势以及居民对“好房子”的改善性诉求，除全面取消购房限制性政策外，应重点聚焦新市民安家、年轻群体独立居住等尚未得到充分满足的现实需求，通过政策引导释放多样化购房动力。在供给端，完善“商品房+保障房”的双轨体系，重点在于优化保障房供给与土地资源配置。一方面，落实全国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会议“推进收购存量商品房、优化和精准实施保障性住房供应”的部署，侧重优化增量、盘活存量，调整保障房供给的规模、方式与结构；另一方面，要平衡好地方发展、土地供给与房地产市场的关系，建议完善“人房地钱”挂钩政策，遵循合理化、市场化原则，优化土地资源配置，科学合理把握土地供应节奏、结构。
其四，构建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债务管理长效机制，优化债务结构、提升债务使用效率。首先要建立完善政府资产负债表，构建“资产-债务”可持续管理机制。资产端“应入尽入”，把依托行政权力、政府信用、国有资源资产获取的收入全部纳入政府预算管理，解决资产“底数不清”顽疾；负债端“全口径”覆盖，除显性债务外，将隐性债务、国企债务等均纳入管理，并梳理政府中长期支出责任、拖欠工程款等“或有负债”，明确各类债务期限、利率、偿还方式。同时完善资产与债务相匹配的可持续管理机制，如探索构建符合实际情况的“资产负债率”分档标准及硬约束，定期分析资产与负债的期限结构、收益与成本的匹配情况等，增强政府债务治理能力。在此基础上，结合流动性压力做好化债资源配置与节奏安排，分类解决债务中的“冰山问题”。对于纯粹提供公共产品产生的债务，以长期国债的形式置换，并通过制度设计防止地方政府道德风险；对于其他原因产生的债务，需在压实地方政府化债主体责任的前提下，寻求建立央地间风险共担机制，加强财政、金融等资源统筹，优化调整化债政策力度和节奏。财政化债仍是首选，需优化置换类地方债发行节奏、提升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发挥地方国资作用，加大“三资”盘活力度、提高资产收益率与利润上缴比例等；在平衡好金融机构风险和地方化债关系的前提下，继续以政策性银行、国有大行银行为主推进金融化债。最后，要依托国企改革推进融资平台转型与功能重构，提升化债与发展的内生动力。当前最主要的是要做好“退平台”政策衔接，避免次生风险，防止出现“一退即死”及“再次平台化”问题。要研究实施差异化政策，针对债务负担重、财力薄弱的弱区域适当提供引导与支持，并细化过渡期监管，压实对“退平台”主体的风险跟踪监测责任，建立健全金融债务接续偿还机制等。
其五，中长期则通过持续改革释放制度红利，重点聚焦经济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包括扎实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推进零基预算改革、完善地方税等改革举措，进一步强化内需驱动战略，释放发展潜力。尤其是要重塑激励约束机制，释放微观主体活力。早在2024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通稿中就提到“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让想干事、会干事的干部能干事、干成事”，“十五五”建议稿再度提及“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核心是通过优化正向激励、完善统计，财税、考核制度等具体措施，解决“政府应该如何积极作为”的问题。建议重点优化地方的考核统计制度，加快推动财税体制改革，优化企业营商环境，为微观主体“减负松绑”。
其六，对外要积极扩大朋友圈，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同时，推动产品走出去和企业走出去并重，以应对国际环境的复杂变化。
总体来讲，2026年是重压前行、在变局中开新局的一年，随着宏观政策协同配合积极发力，重大项目、治理与改革举措相继落地，2026年经济实现“量稳质增”仍值得期待。
论坛第二单元，结合CMF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报告，各位专家围绕“稳中求进、寻找新均衡的中国经济”展开讨论。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毛振华指出，决策部门已对当前经济“供强需弱”的现状达成共识，要把提升国内消费需求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政策重中之重。当前出口部门展现出极强韧性，已从应急性的“抢出口”转变为常态化的竞争力体现，出口仍是支撑2025年总需求的核心因素。针对国内供需失衡，单纯依靠国内市场无法消化现有产能，必须坚定不移扩大开放，通过参与国际竞争保持高质量发展，并加强经济与外交等部门的协调以稳住出口。
国内需求在投资和消费两端均面临瓶颈。在投资端，2025年出现了少见的负增长。一方面，大规模基建的历史使命基本完成，后续补短板项目的边际效益递减；另一方面，受利润下降和内卷影响，民间投资意愿不足，导致信贷扩张难以在投资领域得到正向响应。在消费端，居民“有钱不敢花”问题突出，核心原因在于资产价格下跌导致的财富效应缩水。特别是房地产价格下跌对中产阶级冲击巨大，导致消费意愿低迷。
针对如何扩大内需，一是相比于长期且难以逆转的高福利社保承诺，当前更应重视一次性、应急性的刺激手段，建议发放十万亿级别的消费券以短期提振消费；二是稳房价以稳预期，稳住房价是保护中产阶级财富及恢复消费信心的关键；三是调整税收结构，停止对富人和高管的税收优惠，转而向中产阶级提供税收减免；四是坚持“供给创造需求”，通过高科技发展带来新产品与新服务，从而激发新的消费动力。
高盛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闪辉指出，过去两年中国经济呈现显著的“外需强劲、内需疲弱”特征，12月出口同比增长6.6%与房地产投资同比降幅超30%的数据印证了这一局面尚未改变。展望2026年，需将外需前景与内需预测分开审视。在外需方面，预测2026年美国经济增速将达到2.9%，显著高于市场共识。这主要得益于关税边际影响减弱、美国新法案减税措施落地以及金融状况向好。结合中国“AI+制造业”带来的竞争力提升及供应链主导权对关税风险的对冲，预计中国出口的强势表现将延续至2027甚至2028年。在内需方面，预测2026年中国经济增速为4.8%。她分析称，宏观数据与微观“体感”的温差主要源于资产结构的差异：房地产价格下跌对广泛持有房产的居民造成的财富负效应，远大于新兴产业或股市发展的正效应。针对内需恢复，建议需通过周期性政策阻断“房价－就业－收入”的负向循环，并配合结构性政策解决“内卷”等长期问题。
当前中国正处于对美贸易份额与房地产新开工规模双双“回到2000年”的历史关口。中国占美国进口比例已回落至入世前水平（低于10%），房地产新开工率也回归至2000年左右。这一趋势表明，中国经济必须在非美地区寻找出口新动能，并在国内寻找替代房地产的增长新引擎，企业出海与科技创新将是未来重塑动能的可能方向。
招商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李湛指出，2025年中国经济虽然完成了5%的增长目标，CPI与社融维持稳定，但总量达标的背后是结构分化的加速。高端制造与传统制造、内需与外需的分化日益明显。2026年中国经济将延续“外强内弱”的格局，科技制造正在逐步填补房地产下行留下的缺口，但短期内难以完全替代。中美在AI发展上存在宏观逻辑差异。美国是在通胀背景下进行AI资本开支，虽然短期拉动了GDP和投资，但也加剧了通胀压力；而中国则是在低通胀背景下，依靠AI及高科技制造业投资来对冲房地产和基建的下行。短期来看，这种“新旧动能转换”对中国更为有利，既平抑了通缩压力，又受益于全球AI产业链共振带来的出口需求。
对于2026年的经济展望，有三个关键点： 一是出口韧性持续，受益于海外AI基础设施建设对中国优势制造业的需求，以及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的强劲增长，外需依然是支撑经济的重要力量。 二是需警惕地方债化解带来的投资冲击，2026年将迎来地方融资平台退出的高峰期，这对基建投资和地方经济运行构成挑战，尤其是在江苏、浙江、山东等经济大省。 三是房地产与科技的博弈。虽然广义科技部门占GDP比重已大幅提升，部分对冲了房地产的下滑，但由于房地产产业链更长，科技难以在短期内完全抵消其负面影响。此外，股市上涨带来的财富效应尚不足以弥补房地产贬值造成的财富缩水，据测算，股市需上涨3%才能对冲房价下跌1%带来的财富损失。
最后，对比日本90年代的经验，中国当前的科技发展环境优于当年的日本。中国拥有更强大的资本市场支持和政策推动，且制造业出海与产业升级形成了良性循环，这使得中国有望避免陷入日本式的“有创新无增长”困境。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指出，刚结束的202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五个必须”，首要任务即充分挖掘经济潜能。尽管全球经济增长进入“慢时代”，但中国经济通过需求预期修复、供给效率提升及制度红利释放，仍具备可观的增长空间。中国经济潜能主要体现在三个重要缺口的释放上： 一是需求缺口。据学术测算，若边际消费倾向提升、服务消费占比达到全球基准、农村居民收入提速等政策目标实现，未来五年中国消费增长有望释放约25万亿的额外潜力空间。二是效率缺口。2025年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已达61.4%，主力转向服务业。伴随第四次科技革命及AI应用场景的深度融合，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将带来从量变到质变的增长。三是外部缺口。基于对美国及全球外需韧性的乐观判断，中国通过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新型全球化，将获得更多外需贡献。
针对如何挖掘潜能，程实提出了“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相结合的核心战略，主张两者要做“乘法”而非简单的“加法”。投资于人核心在于完善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家庭部门对尾部风险的担忧，从而减弱预防性储蓄动机，释放消费潜力。投资于物在于顺应全球化、产业链及科技之变，聚焦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产业结构优化。通过建设统一大市场、整治“内卷式”竞争等改革措施释放制度红利，中国经济有望进入“新质生产力主导、全要素生产率上行”的高质量发展区域。随着宏观与微观政策的共同发力，挖掘潜能的成效将在2026年逐步显现。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指出，2026年预计GDP增速仍将保持在5%左右，但宏观经济的核心看点在于“价格”的回归。2026年二三季度将出现关键拐点，届时名义GDP增速有望回升至实际GDP增速之上，标志着综合物价水平（GDP平减指数）由负转正，这将直接带动企业盈利与居民收入的回升。在需求端，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果显著，2026年政策覆盖范围将进一步扩大至智能产品及AI眼镜等领域，推动消费温和复苏；出口方面，尽管面临全球经济衰退预期，但得益于出口区域（如东盟占比升至17%）与产品结构（高技术产品）的双重多元化，预计全年出口仍能维持4%—5%的增长。在供给与投资端，制造业重点在于保持比重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当前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已逐步赶超美国；房地产领域的首要任务是“去库存”，需利用保障房再贷款及专项债收储等工具消化剩余的1亿多平米库存；基建投资方面，随着重点省份化债进入尾声及政策性金融工具规模的扩大，投资空间有望进一步释放。
针对金融市场与政策走向，明明提出以下判断：国内总量政策仍有空间，预计央行将通过降准降息降低实体融资成本。利率市场虽有波动，但整体存在下行空间，需引导长端利率回归合理水平以支持财政与实体经济。受益于贸易顺差、资本回流及美元步入弱周期，预计2026年人民币汇率将保持温和升值趋势。同时，在全球央行降息预期及美国债务信用风险背景下，黄金兼具货币与信用双重属性，仍是年度主要配置方向。美国政府债务率高达110%—120%，面临就业恶化与通胀居高不下的政策两难，美元指数将持续走弱，长短期利率走势或将出现剧烈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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